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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在起跑线上，是家长们对孩子的期望，在“起跑线意识”强烈的当下，各类教育机构层出不穷，但未成年人认知能力有限，稍有疏忽就可能造成安全隐患。那么，当孩子在教育机构受伤，由谁来担责呢？且应如何担责呢？
六岁的尹某是某培训机构的学员。某日，尹某学完乐器后在培训机构室内设置的游乐场“淘气堡”玩耍时，从跳床二层的洞口掉落到一层的洞口，再掉到地面，导致左手肘关节摔伤骨折，损伤评定为10级伤残。其父母为索要人身损害赔偿金，将该培训机构诉至法院。庭审中，该培训机构辩称发生事故时尹某的监护人已到培训机构，其监护人未尽到管理职责，尹某的损害后果应由其监护人承担。
法院经审理认为，教育培训机构对其学员在校任何期间内的人身安全均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尹某受伤事故发生在培训机构内设置的娱乐设施里，该娱乐设施是培训机构供学生放学后休息娱乐的，而培训学校未在具有安全隐患“淘气堡”内采取相关防范措施，未能有效防止学员在休息娱乐过程中发生身体损害，亦未尽到安全管理职责。最终，法院认定培训机构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在我国的侵权法律体系下，教育学校侵权责任属于特殊主体责任。《民法典》按照被侵权人行为能力、损害原因力的不同，对教育学校的侵权责任作了不同的规定。
教育学校的侵权责任，是指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在其他教育学校（比如课外辅导班、午托学校等）学习、生活期间遭受人身伤害时，教育学校未尽到应有的教育、管理和保护的义务而依法承担的侵权责任。归责原则区分对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根据法律规定，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同样适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有关规定。
具体到教育学校责任纠纷中，过错推定原则意味着教育学校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否则便推定教育学校有过错，承担相应侵权责任。也就是说，通常只要教育学校证明不了孩子的受伤是无法避免的、并且自己已经充分的监管了，那么教育学校都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这是过错推定的选择，推定教育学校就是有责任的。
根据法律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值得注意的是，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若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则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之列。
具体到教育学校责任纠纷中，过错责任原则意味着只有在教育学校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过错时，才承担与其过错相对应的侵权责任。诉讼中，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一方应当对教育学校存在过错加以证明。此类情形下教育学校仅在其“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过错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民法典》之所以区别对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主要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首先，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遭受人身伤害后多无法清晰地描述事发过程，而由于损害发生在教育学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也无从得知事件发生的真实情况。如果要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其监护人来证明教育学校的过错，显然是有困难的。其次，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相比，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判断能力与自我保护能力非常低，他们既容易侵害他人，也容易遭受他人侵害。这就要求教育学校尽到更高度的注意义务，履行教育和管理的职责。
同时，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相比，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心智已渐趋成熟，对事物已有一定的认知和判断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自己行为的后果，对一些容易遭受人身损害的行为也有了充分认识，应当在构建和谐的成长环境的同时，鼓励其广泛地参加各类学校活动和社会关系，以利于其更好、更有效地学习、成长。如果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为避免发生意外事故，有的学校会采取消极预防的手段，如减少学生体育活动、劳动实践，不再组织春游、参观等校外活动，严格限制学生在校时间，甚至不允许学生在课间玩耍等，一些措施甚至与素质教育目标背道而驰，成为推行素质教育的一大障碍，最终不利于学生的成长、成熟。
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民法典》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侵害时教育学校的侵权责任采取过错推定，这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是极为必要的。
（一）教育学校的教室、走廊、操场等公共场地，食堂、校舍等生活设施，常见教学用具（如实验仪器或体育器材），安保、消防、应急通道等设施设备，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或存在安全隐患，造成损害后果的，教育学校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二）教育学校组织学生参加教育教学活动或者校外活动，未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教育，并未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的；
（三）教育学校的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向学生提供的药品、食品、饮用水等不符合国家或者行业的有关标准、要求的；
（四）学生在教育学校期间突发疾病或者受到伤害，学校发现，但未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导致不良后果加重的。
教育学校可从以下方面着手，提高风险防控能力，以履行法律要求的教育、管理职责。
1.专业性课程的特别注意义务。对于专业系数、风险系数较高的教育培训，开课前，对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应进行充分风险提示和注意事项告知，必要时应分发注意事项手册或签订书面告知书；教育培训过程应由具备专业知识的教职人员进行，并提供符合教学需要和国家安全标准的设备、场地，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同时应做好应急预案，并配备必要的医护急救器械及药品。
2.设备设施的合理安置、维护、检修义务。教育学校的场地规模、教室设计、家具、家电及其他设施均应符合国家安全和标准，并根据教学内容、未成年人的特点进行合理放置、安排，定期进行检修、维护和更新，定期聘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安全排查，及时消除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
3.救生员、安全员、巡视员的配备义务。对于具备一定人身危险性的教育培训活动（如游泳培训）应配备一定数量的救生员；校园入口应配备安全员，对出入人员情况予以监管；教育学校范围内应配备巡视员，对于教育学校区域范围予以定期巡视，尤其是加强对课间秩序的巡视，保障教育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对可能发生的事故予以提醒。
4.保障生活安全的义务。教育学校应严格遵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保障学校食堂提供的食品符合国家标准；教育学校提供的午休设施如午休用床等应符合未成年人生活习惯；必要时，应配备专门的生活老师，对未成年人在教育学校的生活予以照料。
5.及时通知的义务。如未成年人在教育学校不慎发生伤害事故，教育学校应在第一时间通知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告知事故大致情况、伤害后果，并告知后续处理步骤。
6.及时施救的义务。未成年人发生损害后，应当场采取必要、可行的救助措施，防止造成更加严重的伤害；并应及时拨打急救电话，将受伤的未成年人送医治疗，必要时应垫付医疗费用。
夏日，11岁的小峰邀约小伙伴到水库边玩耍。玩耍期间，小峰下水游泳不幸溺亡。事故发生之前，小峰父母长期在外地打工，日常生活由其爷爷奶奶照管。事发后，小峰的父母将水库的管理者告上法庭，要求赔偿85万余元。
昆明市嵩明县法院审理认为，案涉水库属水利设施，并非人员聚集、活动、通行的公共场所，且被告在水库出入口设置了必要的警示标识，提示人员不得在水库游泳、垂钓，其已尽到了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
事故发生时，小峰已年满11周岁，对于下水游泳具有危险性应当有认知和预见，但其仍自行下水游泳，由此产生的风险应由其本人和其父母自担。
原告作为小峰的法定监护人，应对小峰尽到监管义务，并在日常生活中根据孩子的年龄、智力状况，告知孩子私自到沟渠、河流、水库等处游泳、戏水可能存在的危险性，提高孩子的安全意识，但原告疏于对孩子的教育和管理，对小峰溺亡的后果负有监护不力的责任。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保障未成年人安全，监护人责任重大。不管孩子会不会游泳，都应该告诉孩子：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
玩伴虽没有法定的救助义务，但要是事发后未向他人求救或未如实告知实情，也应承担相应责任。
水库、水塘、游泳馆等场所的管理者、经营者应当采取相关的安全防护措施，设置醒目的安全警示标语。
7岁的小丽随父母去郊区森林公园爬山。下午14时左右，他们在爬山过程中，途经一段较为险峻的台阶。台阶一侧临空高度约2.5米，临空侧防护栏仅0.2米，且台阶上有较多碎石，存在安全隐患，但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小丽在经过的时候，一不留神从台阶临空侧跌落到下面的石头上，头部着地，面部也被树枝刮花了。小丽跌落后，她的父母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后小丽被医院诊断为头部外伤、颅骨骨折、面部外伤。治疗后，小丽头部外伤的位置留下三厘米长的疤痕，自尊心也因此受到伤害。事发后，小丽的父母与森林公园协商赔偿事宜，但协商未果，于是将森林公园诉至法院。
森林公园辩称，公园在安全保障上确实存在一定责任，但是小丽作为未成年人，其父母也应尽到看护义务，同意按责任比例承担相应费用。
法院经审理认为，一方面，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森林公园作为经营者、管理者，事发时未在台阶处设置安全防护设施，也未设立危险警示标志，应认定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小丽的摔伤负有相应责任。
另一方面，事发时小丽不满8周岁，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小丽的父母作为监护人携其登山游览，未尽妥善看护责任，致使其摔伤，对此其父母负有相应责任。故法院酌定森林公园和小丽各承担50%的责任比例。对于小丽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因未构成伤残等后果，法院未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森林公园赔偿小丽医疗费、交通费15696.88元。
对于存在一定危险系数的场所和设施，应设立警示标示，限制未成年人的进入和接触。景区等场所还应配备专业安全员，发生危险时及时施救。否则，一旦损害发生，经营者可能因为其未尽到充分的安保义务而承担责任。不过，经营者对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是在合理范围内的，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也会减轻经营者的责任。
陕西高院此前发布未成年人假期游乐场所安全典型案例中，王某某未满6岁，其母亲在某儿童乐园办理了会员。某日下午，王某某独自进入玩耍时，被儿童乐园内的旋转座椅砸中鼻子，送医诊断为鼻骨骨折。该儿童乐园内多处张贴有安全通知，写明“每位幼儿需一名家长陪同，请看管好孩子，如因家长看管不力发生意外，本乐园概不负责”，但相应的游乐设施入口并无管理人员检查。
法院经审理认为，某儿童游乐园在明知王某某没有家长陪伴的情况下，放任其进入游乐场地，且未配备工作人员对使用游乐设施的儿童进行必要引导，具有明显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同时，王某某为不满6周岁的幼童，监护人放任其独自进入游乐场玩耍，亦应承担一定责任。最终法院根据过错程度，酌定由儿童乐园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法官指出，儿童游乐场所仅张贴安全提示远远不够，经营者还应采取严格准入、加强安全巡逻等系列措施，不能仅以张贴了安全提示就不采取相应措施而完全免责。
2024年2月，11岁男孩小焦和母亲来到四川达州某“儿童乐园”游玩。在玩耍“丛林穿越”项目时，小焦独自从项目出口进入，因未佩戴头盔及采取有效保护措施，在“索桥”上不慎踩空跌落倒地，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
被告辩称已在园区入口、购票须知及游乐项目处设置了明显的提示标志，要求“监护人负责监管”“必须佩戴安全带”。但法院查明，小焦在未穿戴防护装备的情况下进入项目玩耍，被告无任何工作人员出面干预或提醒。
法院认为，经营者应当承担高于提示义务的安全保障责任。小焦的监护人忽视安全须知，放任孩子从出口进入，自身亦存在过错。综合案情，法院判决经营者承担80%赔偿责任，赔偿9万余元；小焦自担20%责任。
北京市中伦文德（西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津硕律师表示，游乐场经营者所承担的，是一份法定的、主动的安全保障义务，其边界远高于“贴个提示、说句提醒”的程度。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游乐场属于典型的“经营场所、公共场所”，且服务对象是心智尚未成熟、自我保护能力弱的未成年人，经营者的注意义务和保障标准理应“就高不就低”。所谓安全保障义务，至少包含三个层面：一是设施本身安全达标、定期检修维护；二是设置与危险程度相匹配的防护措施（如安全带、头盔、软包、护栏）；三是配备现场工作人员进行准入检查、引导和巡查。
至于经营者常挂在嘴边的“如发生意外本乐园概不负责”这类免责声明，其一，根据《民法典》第五百零六条规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换言之，凡是事先约定“对造成对方人身损害不承担责任”的条款，法律直接认定为无效，经营者不能凭借这类声明逃避人身损害赔偿；其二，根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概不负责”正是经营者单方拟定、旨在减轻自身责任的格式条款，同样难以获得法律支持。
刘津硕认为，“免责声明”顶多是一份提醒。此外，经营者担责，并不意味着家长就可以完全撒手。父母如果监护不力，法院会酌情由孩子一方自担一定比例的责任。
“并非所有孩子在公共场所受伤，经营者都要承担责任。如果设施本身安全、管理到位，那么监护人就是第一责任人。”
陕西高院此前公布的典型案例显示，某日傍晚，11岁男孩张某某跟随母亲在公园荡秋千时意外坠落受伤，诊断为闭合性颅脑损伤、右侧锁骨远端骨折，经鉴定为十级伤残。张某某的母亲多次与公园管理者某市政园林处协商无果，诉至法院要求赔偿11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张某某意外坠落并非秋千故障导致。荡秋千本身有风险，参与者应事先考虑并预防。张某某坠落时其母亲并不在身边，受伤的根本原因是母亲大意、未尽到监护责任。法院判决驳回张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2023年9月的某天下午，7岁的小红在家人的陪同下到某野外露营地玩耍。在走到秋千区域时，小红突然朝秋千走近，被正在荡秋千的小敏（11岁）撞倒，致使小红头部受伤，小红的父母立即将其送至医院治疗。后小红的家长因赔偿问题未能与小敏的家长达成一致意见，便将小敏及其家长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并赔礼道歉。
在庭审过程中，双方对是否应当赔偿的问题争执不下。原告认为，小红因小敏受伤，小敏应负有相应的责任。被告认为，小红突然从侧面闯入秋千区域，事故前小敏无法看到小红，不能预见该事件，没有过错，不同意赔偿及赔礼道歉。
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事发在小敏荡秋千的过程中，小红从侧面走向小敏所荡秋千的后方，运动中的秋千碰撞小红致其受伤。案发时小敏处于正常荡秋千状态，小红横穿运动中的秋千属于突发事件，小敏无法预见和防范，亦无能力阻止，故小敏无过错。此外，事发时小红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监护人应承担未尽到监护义务的责任。综上，法院判决驳回了小红的全部诉讼请求。
判断公共场所意外事故的责任归属，核心在于厘清两个法律问题：一是经营者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二是监护人是否履行了监护职责。
刘津硕表示，如果要求经营者对每一个在公共场所活动的未成年人进行“一对一”看护，既不现实，也不符合法律对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界定。经营者的责任在于提供安全的“硬件”环境和必要的“软件”提示，而对孩子具体行为的实时看护，仍然是监护人的核心职责。
在上述两个案例中，法院均认定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是损害发生的根本原因。刘津硕指出，“尽到监护职责”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要求监护人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认知能力和活动场所的风险程度，采取切实、有效的看护措施。对于11岁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监护人应当告知其荡秋千的安全注意事项，并在旁看护或保持有效监护距离；对于7岁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监护人应当寸步不离，及时制止其进入秋千等危险区域。仅仅“口头叮嘱”几句便放任孩子自由活动，在司法实践中通常被认定为“未尽到监护职责”。
刘津硕表示，司法实践中传递了一个清晰的司法信号——当设施安全、管理到位时，孩子意外受伤的法律后果，由未尽到监护职责的家长“买单”。经营者不是“无限兜底”的责任主体，家长也不能一出事就“甩锅”给场所管理者。
“暑期孩子们结伴玩耍，追逐打闹中难免发生意外。在这种情况下，致害一方的监护人往往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2024年4月的一天下午，8岁的小波在乌鲁木齐市某小区玩滑板，突然，在一旁玩耍的小亮冲了过来，一把将小波推倒在地。
张女士得知儿子小波受伤后，赶忙将儿子送往医院。经检查，小波的右手腕骨骨裂。在支付2.2万余元医药费后，张女士找到小亮父亲协商赔偿问题，但被拒绝。张女士报警，警方通过调取小区视频和询问现场的其他小朋友，明确小波是被小亮推倒受伤的事实。
2024年11月，该案在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法院开庭审理。审理中，法官核查报警记录，调看视频，结合两人跑动角度、推搡动作细节及小亮事后的反应，明确排除“意外碰撞”可能，认定小波受伤是小亮主动推搡所致。法院认定小亮的父亲作为监护人，因事发时未履行看护义务，存在监护失职。依法判决其赔偿小波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各项经济损失43000余元。
2024年9月24日，6岁的梁某在单元楼前的道路上玩耍，同龄人徐某在该道路上骑行滑板车，二人均无成年家属陪同。在此期间，梁某跑着经过正在骑滑板车的徐某，跑动中突然偏向至徐某前方，二人相撞摔倒。当天经医院检查，梁某被诊断为左肱骨踝上骨折。
徐某的母亲李某认为，女儿徐某属于正常骑行，速度适中且未违反小区管理规约。梁某玩耍时未注意观察周围，突然变向，从而绊倒了正常骑行的徐某，梁某的受伤与其自身行为有直接原因。
本案中，梁某和徐某都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应由监护人担责。梁某监护人未履行照管义务，未能预见幼儿独自奔跑的风险，需承担主要责任；低龄儿童在无人监管下操作滑板车存在风险，徐某监护人同样未履行陪同义务，需承担次要责任。经法院认定，李某赔偿梁某各项损失共计10967.78元。
“正常打闹是双方自愿、在合理限度内的嬉戏，彼此无恶意加害意图；侵权伤害则是一方主动实施推搡、击打等加害行为，具有明显过错，超出了正常玩耍的合理边界。”刘津硕表示，司法实践中判断“打闹”是否升级为“侵权”，主要审查三点：一是行为是否具有主动性，如主动推搡、拉扯、击打；二是行为是否超出合理限度，如使用器械、攻击要害部位、在对方无防备时突然发力；三是致害方对损害结果是否具有可预见性。
如果一方主动实施加害行为，且对可能造成的伤害有基本认知，通常会被认定为侵权；如果双方均在正常活动中因疏忽或意外导致碰撞，则属于一般意外事件，按各自过错比例分担责任。
游玩时摔伤、河里游泳时溺亡……有法院统计案件办理情况发现，暑假儿童发生意外，多是因为家长疏于监管。
经办法官发现，“隔代带养”情况多见。很多父母因为要工作，把小孩托付给老人看管。老人的照顾经验丰富，但也有弊端，特别是照顾学步期四处奔跑的孩子，老人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发生意外时，老人容易因缺乏急救常识，延误救治时机。
一到暑假，许多留守儿童纷纷来到父母身边，而父母忙于生计，往往不能对孩子进行有效的监管。经办法官指出，未成年人人身伤害案中受害儿童多为留守儿童。
经办法官指出，城中村或城乡接合部是未成年人意外伤害案的高发地带。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城中村人员密集、环境杂乱，建筑和设施多不符合安全标准，存在诸多安全隐患，未成年人在这种环境里生活，如果没有得到监护人更多保护，比较容易遭遇意外伤害。
法官指出，如果监护人因严重过失造成未成年人严重伤害或死亡，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孩子们的安全保护需要社会、家长齐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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